洞察|李彪：从这五点透析网络舆论“负面偏好”
舆论表达中的“负面偏好”是指舆论表达中不管事件真相，有意无意地进行负面评价乃至恶评，进而希望获得别人关注的网络行为，它表面上看属于个人的行为偏好，其实背后有深刻复杂的生成机理。
第一，“后真相时代”话语表达多追求情感宣泄而不注重事实真相。
大众媒体时代，对于新闻真实性的评判以客观真实为准，而“后真相时代”所呈现的“立场”高于“事实”，人们在难以判断对错的情况下，第一反应往往是相信自己的感觉，之后一旦出现与自己直觉相悖的证据，便会倾向于选择性忽视，不是以达成意见共识为目的，而是多追求情绪宣泄。拥有共同偏见的人聚合在一起，只要有人发表的一个枉顾事实的负面言论引发了情感共鸣，不顾真相的各类点赞便一拥而上。
因此，舆论表达中的“负面偏好”往往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网民跟帖评论本身是一种“社群展演”行为，观点越极端，越容易受到关注和跟从。正如《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所指出的，任何时代的领袖（包括意见领袖），都是特别偏激的，偏激的观点才具有煽动性，话语表达必须简单粗暴，情绪明确，爱憎特别分明的人更容易在圈子内部得到拥护，产生虚妄的成就感，激发其他成员表达更加偏激的观点，负面表达往往更加极端，容易引起其他成员的关注，最终形成了只诉诸情感不诉诸理性、以“负面偏好”为主的表达逻辑。
第二，在网络舆论非理性表达案例中，很多网民在表达自己的看法时表现出情绪化、无异议等特征。
在互联网环境中，一些网民进行网络评论时，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毫无顾忌地对社会各个方面进行评头论足，以近乎苛责的要求来打量互联网上的一切事物，动辄就将微小的举动上升到道德伦理层面，眼里容不得沙子，但最后的结果往往是“道德绑架”。这种表达不仅是非理性的，这类人往往容易盲目跟风，被他人观点误导，成为诽谤、侮辱他人的工具。
第三，对社会个体来说，心理学中的“破窗效应”和“首因效应”会刺激更多的负面偏好者加入，形成一种社会模仿行为。
“破窗效应”理论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例如，2020年8月在“两名医学生跪地救人无效却遭恶评”事件中，第一个“恶评者”是“第一扇破窗”，具有“首因效应”，首先这个评论因为点赞数较多，被置顶显示，根据社会影响理论，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会遵循他人意见改变其态度和行为，以便和群体保持一致并符合群体规范要求。一般来说，当人们发现自己的言行和周围群体不一致时，会产生认知失调，感到自己很突兀，为了获得认同就会尽量和群体保持一致，从而改变自己的观点或行为。
社会影响理论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信息性社会影响，一种是规范性社会影响。在社会媒体的评论跟帖中，一方面头部意见优先呈现，很容易造成信息性社会影响出现；另一方面，由于社交媒体的关注者（粉丝）主要是一群相对志同道合的群体，很容易产生群体压力，规范性社会影响也可能会出现。
另外，发表意见的平台也越来越具备社交属性，发表意见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展演功能，在深度访谈中甚至有个别网友表示看点赞数多的评论就直接拷贝作为自己的评论，目的就是获取更多的点赞数，这也属于社会影响理论的范畴，“表演性社会影响”可能更加突出。
第四，以流量为表征的商业诉求驱使“负面偏好”成为一种牟利手段。
随着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崛起，一些运营者以制造社会矛盾和对立冲突来哗众取宠，获取点赞和流量，实现商业利益，没有矛盾就创造矛盾，这样一来，流量和经济利益都有了，KPI（关键绩效指标）也就完成了，至于评论区如何，有没有“不明真相”的群众，都无所谓。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对十余年的舆情事件进行梳理发现，很多事件背后都存在一些商业利益的因素。
第五，网络社群化生存使得群际刻板印象加剧“负面偏好”。
随着社交平台盛行，人类社会重归部落化，社会个体在社交平台上分属于不同圈子，并且圈子一定程度上开始取代传统媒体成为民众获取新闻资讯的第一媒介渠道，民众依靠圈子寻求精神慰藉和情感支撑。社交圈子所具有的“回音室效应”和“过滤气泡”使得一个个圈子的内壁加厚，形成“社交茧房”，群际之间沟通与对话的难度在逐步加大，社群内部的人抱怨其他社群的人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圈子，一旦发生涉及对方群体的事件，就会用固有刻板印象打量和揣度。
舆论表达中的“负面偏好”虽然具有深刻的社会动因和个体心理机制，促使社会负面情绪宣泄，一定程度上纾解部分网民的情绪淤积，起到社会负向情绪“减压阀”的作用，但是，如果这种不论事实真相一味进行负面评价的行为蔓延成为一种网络舆论表达流行偏好，就会对凝聚社会共识和构建健康的舆论生态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
舆论表达中的“负面偏好”并不是简单的网络偏好行为，而是“后真相”的舆论表达方式、深层次的社会动因、社会个体的复杂心理偏好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因此，对舆论表达中“负面偏好”的引导和治理，需要平台方、主流媒体、政府部门和民众四方主体形成合力，打造适合“后真相时代”舆论表达的“后共识”与“后秩序”，创新舆论引导范式，构建社会负向情绪有效疏导机制，营造健康良性的网络舆论生态。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与舆论生态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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